法庭線負面新聞刪除中的「實際惡意」原則與媒體抗辯理由

法庭線負面新聞刪除中的「實際惡意」原則與媒體抗辯理由

導論：當新聞自由遇上名譽權的灰色地帶

在資訊爆炸的數位時代，一則負面新聞可以在幾分鐘內傳遍全港，甚至全球。對於被報導的當事人而言，負面新聞可能意味著聲譽受損、商業機會流失、人際關係破裂，甚至法律責任的開端。於是，「如何刪除負面新聞」成為了許多個人和企業迫切關心的問題。然而，在法治社會中，新聞刪除並非簡單的「付錢了事」或「動用關係」就能解決。當中有著一套複雜的法律權衡機制，而「實際惡意」原則正是這套機制中最為關鍵、也最具爭議性的概念之一。

本文將以香港《法庭線》的報導為切入點，深入剖析負面新聞刪除背後的法律邏輯。我們將探討「實際惡意」原則的起源與內涵、它在香港法律體系中的適用情況、媒體可以援引的抗辯理由，以及當事人在面對不實報導時可以採取的法律途徑。文章亦會觸及數位時代下新聞刪除的特殊挑戰，包括搜尋引擎的去索引化、網路檔案的永久性，以及跨境管轄等前沿議題。

第一章：負面新聞刪除的法律框架——從誹謗法談起

1.1 為什麼「刪除」不是理所當然？

許多人在面對負面新聞時，第一個反應是：「這是假的！趕快刪掉！」然而，在法律的視角下，事情的複雜度遠超一般人的想像。新聞報導，即使是負面的，也受到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護。《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明確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六條亦重申了這一權利。這意味著，除非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否則任何機構或個人都不能隨意要求媒體刪除已經發布的報導。

法律上，刪除負面新聞的主要依據是誹謗法。誹謗是指以公開方式發布虛假陳述，導致他人聲譽受損。如果一篇報導構成誹謗，當事人可以透過法律途徑要求媒體更正、道歉，甚至賠償。在某些情況下，法院也可能頒布禁制令，要求媒體移除相關內容。然而，要證明一篇報導構成誹謗，當事人需要克服多個法律門檻，而媒體則擁有多項抗辯理由。這正是「實際惡意」原則發揮作用的場域。

1.2 誹謗的構成要件

在普通法體系下，要構成誹謗，原告需要證明以下幾個要素：

1. 誹謗性陳述：有關陳述必須會降低原告在社會大眾心目中的評價，或使其受到憎恨、鄙視或嘲笑。判斷標準是「一般合理讀者」的反應，而非原告的主觀感受。
2. 指向原告：陳述必須能夠被合理地理解為指向原告本人。這在涉及群體報導或化名報導時可能產生爭議。
3. 已發布：陳述必須已經向第三方發布。在數位時代，這包括了網站、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等各種傳播渠道。
4. 造成損害：根據2013年英國《誹謗法》的改革，原告還需要證明有關陳述已經或可能對其聲譽造成「嚴重損害」。香港在《誹謗條例》修訂討論中亦有參考此一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誹謗法並非要懲罰「說錯話」本身，而是要平衡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兩種價值。因此，法律賦予媒體多項抗辯理由，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真實抗辯」和「公允評論」，而「實際惡意」原則則在特定情況下影響這些抗辯的成立與否。

第二章：「實際惡意」原則的起源與演變

2.1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一個劃時代的判決

「實際惡意」原則起源於196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判決——紐約時報公司訴沙利文案。該案的背景是美國民權運動高峰時期，《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則全版廣告，批評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警察對待民權示威者的方式。廣告中有些事實陳述存在錯誤，例如指稱馬丁·路德·金博士被逮捕了七次（實際上是四次）。蒙哥馬利市公共事務專員沙利文雖然沒有在廣告中被點名，但他認為廣告中對警察的批評間接損害了他的聲譽，遂提起誹謗訴訟。

阿拉巴馬州法院判決沙利文勝訴，並判處五十萬美元的賠償。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布倫南大法官在判詞中寫道：「我們認為，憲法保障要求一項聯邦規則，禁止公職官員就與其公務行為有關的誹謗性不實陳述獲得損害賠償，除非他能證明該陳述是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其虛假，或罔顧其是否虛假而發布。」

這一判決的核心邏輯是：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媒體因為「合理的錯誤」而面臨鉅額賠償，就會產生「寒蟬效應」，使得媒體不敢報導有爭議的公共議題。因此，公職人員在提起誹謗訴訟時，必須承擔更高的舉證責任——證明媒體具有「實際惡意」。

2.2 「實際惡意」的兩個面向

根據紐約時報案及其後的判例，「實際惡意」包括兩種情況：

1. 明知虛假：發布者明確知道有關陳述是虛假的。這是最直接的「惡意」表現，但在實踐中較難證明，因為需要證據顯示發布者的主觀認知。
2. 罔顧真偽：發布者雖然不知道陳述是虛假的，但對其真實性採取了「嚴重漠視」的態度。例如，記者沒有進行基本的查證，或者有明顯的證據顯示陳述可能有誤，但媒體仍然選擇發布。

值得注意的是，「實際惡意」與一般意義上的「惡意」不同。它不要求證明發布者對原告有敵意、仇恨或不良動機。一個記者可能對原告完全沒有惡意，但如果他「罔顧真偽」地發布了不實報導，仍然可能構成「實際惡意」。

2.3 「實際惡意」原則的擴張

紐約時報案最初只適用於公職官員。後來，美國最高法院透過一系列的判決，將該原則的適用範圍擴展至：

• 公眾人物：包括自願投入公共爭議的人士、享有廣泛知名度或影響力的個人（如演藝明星、體育名將、商業領袖等）。在格茨訴羅伯特·韋爾奇公司案中，法院區分了「全面公眾人物」和「有限公眾人物」。前者在所有場合都需要證明實際惡意，後者僅在涉及與其公共角色有關的事務時需要。
• 公共事務：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即使當事人不是公眾人物，法院亦可能要求其證明實際惡意。

然而，香港的法律體系與美國不同。香港作為普通法地區，雖然受到美國判例的影響，但並未全盤接受「實際惡意」原則。下一節將詳細探討香港的情況。

第三章：香港法律下的「實際惡意」原則

3.1 香港的獨特法律環境

香港回歸後，保留了普通法體系，但同時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約束。在誹謗法領域，香港法院一直試圖在言論自由和名譽保護之間取得平衡。與美國相比，香港對言論自由的保障雖然堅實，但法院的取態相對審慎。

香港法院在涉及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的誹謗案件中，並未全盤採納美國式的「實際惡意」原則。相反，香港法院傾向於在既有的普通法框架內解決問題，即重點關注「真實抗辯」、「公允評論」和「特權」等傳統抗辯理由。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實際惡意」在香港完全沒有適用空間。在某些情況下，原告的舉證若能夠顯示媒體具有「惡意」，可能有助於擊破媒體的抗辯。

3.2 香港法院的相關判例

香港的誹謗案件中，直接引用「實際惡意」原則的案例相對有限。這與香港的法律文化有關。香港法院在處理涉及公共利益的報導時，更傾向於運用「雷諾茲特權」及其後的發展，來保護負責任的新聞報導。

雷諾茲特權起源於英國上議院的雷諾茲訴泰晤士報案。該案確立了一項原則：當媒體發布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即使當中有部分內容不實，只要媒體的報導行為符合「負責任新聞」的標準，就可以享有特權保護，免於誹謗責任。法院列出了十項考量因素，包括：

1. 指控的嚴重性
2. 資訊的性質及其對公共利益的關聯程度
3. 資訊的來源
4. 是否已採取步驟核實資訊
5. 資訊的狀態（例如是否為正在進行的調查）
6. 報導的迫切性
7. 是否曾向原告尋求回應
8. 報導是否包含原告的版本
9. 報導的語氣
10. 發布的時機

雖然雷諾茲特權與「實際惡意」原則在概念上有所區別，但兩者都關注媒體的行為是否「負責任」、是否有「罔顧真偽」的情況。因此，在實務上，如果媒體的報導嚴重偏離負責任新聞的標準，例如完全沒有查證、忽視明顯的矛盾證據、或者對原告的回應置之不理，法院可能認定媒體具有「惡意」，從而使其失去特權保護。

3.3 香港與美國的比較

以下是香港與美國在處理公職人員／公眾人物誹謗案件時的主要差異：

這張表格顯示，香港的法律框架雖然受到美國的影響，但發展出了一套更為細緻、更注重「行為標準」的判斷方式。

第四章：《法庭線》與負面新聞刪除的實務挑戰

4.1 《法庭線》的定位與報導特色

《法庭線》是香港一家專注於法庭新聞報導的媒體機構，以其詳盡、深入的法庭報導而聞名。在香港的傳媒生態中，《法庭線》填補了一個重要的空白——它將複雜的法律程序、判詞內容和法庭辯論，轉化為公眾可以理解的報導。這種報導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價值，因為司法公正是社會的基石，公眾有權知道法庭上發生的事情。

然而，正是由於《法庭線》的報導深入且詳盡，當事人——無論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民事訴訟的當事人，還是被點名的公眾人物——往往會感到報導對其聲譽造成了負面影響。於是，「如何刪除《法庭線》的負面報導」成為了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4.2 法庭報導的特殊地位

在普通法體系下，法庭報導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這體現在幾個方面：

絕對特權：對於法庭程序的「公正、準確、即時」的報導，媒體享有絕對特權。這意味著，即使報導中包含誹謗性內容，媒體也無需承擔法律責任。這項特權的目的是確保公眾能夠了解司法程序的進行，不受誹謗法的約束。只要報導是公正的（即不偏頗）、準確的（即忠實反映法庭上發生的事情）、即時的（即在合理時間內發布），媒體就受到絕對特權的保護。

相對特權：即使報導不完全符合「公正、準確、即時」的標準，媒體仍可能享有相對特權。相對特權要求媒體在發布報導時具有「善意」，且報導的內容不超出合理範圍。如果原告能夠證明媒體具有「惡意」，相對特權就會失效。

由此可見，「惡意」在香港的法庭報導誹謗案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如果當事人希望刪除《法庭線》的報導，他需要證明報導不符合絕對特權的條件（例如不準確或不公正），或者證明媒體具有惡意，使其失去相對特權的保護。

4.3 《法庭線》報導的常見爭議

在實務上，針對《法庭線》報導的投訴和刪除請求通常涉及以下幾種情況：

1. 報導中包含了尚未定罪的指控：在刑事案件中，法庭報導往往會提及控方的指控。如果案件最終以無罪釋放告終，被告可能認為媒體的報導對其造成了不公正的傷害，即使媒體在報導中已經註明「案件仍在審理中」。
2. 報導中包含了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法庭程序通常公開進行，當事人的姓名、年齡、職業等資料可能被媒體報導。當事人可能以私隱為由要求刪除報導。
3. 報導的標題或摘要具有誤導性：即使報導正文準確，但如果標題或社交媒體上的摘要具有誤導性，當事人可能認為這構成誹謗。
4. 報導被搜尋引擎長期保留：即使媒體應要求更新或更正了報導，搜尋引擎的快取和存檔可能仍然顯示舊的、不準確的資訊。

4.4 刪除請求的實際流程

在實務中，當事人要求《法庭線》刪除負面報導的流程通常如下：

1. 初步溝通：當事人或其律師以書面形式聯繫《法庭線》，指出報導中的問題，並要求更正或刪除。
2. 媒體內部審查：《法庭線》的編輯團隊會審查有關報導，評估其是否構成誹謗、是否享有特權保護、是否需要更正。
3. 法律意見：如果情況複雜，雙方都可能諮詢法律意見。媒體會評估刪除報導的法律風險和編輯原則。
4. 協商：雙方可能就更正內容、道歉聲明或刪除方式進行協商。
5. 法律行動：如果協商失敗，當事人可能提起誹謗訴訟或申請禁制令。

值得注意的是，新聞機構通常對「刪除報導」持非常審慎的態度。這不僅是因為刪除報導可能被視為對新聞自由的讓步，也因為一旦開了先例，可能會引來更多的刪除請求。因此，媒體更傾向於「更正」而非「刪除」。

第五章：媒體的抗辯理由詳解

5.1 真實抗辯

真實抗辯是誹謗法中最基本、最有力的抗辯。如果媒體能夠證明有關陳述在實質上是真實的，那麼無論其對原告造成了多大的聲譽損害，都不構成誹謗。這是因為法律不保護虛假的聲譽。

然而，真實抗辯的門檻並不容易達到。媒體需要證明陳述的「實質真實」，而非每一個細節都完全準確。例如，如果報導稱某人「被指控詐騙」，而事實是該人被指控「盜竊」，雖然罪名不同，但如果兩者的實質含義相近（即涉及不誠實行為），法院可能認為「實質真實」成立。

在《法庭線》的報導中，真實抗辯通常有堅實的基礎，因為法庭報導的內容來源於法庭程序中的陳述和證據。只要媒體準確反映了法庭上發生的事情，真實抗辯就很可能成立。

5.2 公允評論

公允評論抗辯適用於意見表達而非事實陳述。如果媒體發布的是評論而非事實，且該評論是基於真實事實、涉及公共利益、並且是一個誠實的人可能持有的意見，那麼媒體就可以援引公允評論抗辯。

例如，《法庭線》的一篇評論文章批評某法官的判決「欠缺邏輯」，如果這篇評論是基於判詞中的具體內容，並且是一個合理的人可能持有的意見，那麼即使法官認為評論對其聲譽造成了損害，公允評論抗辯也可能成立。

公允評論抗辯的關鍵在於區分「事實」與「意見」。如果評論中包含了不實的事實陳述，那麼公允評論抗辯就可能失效。

5.3 絕對特權與相對特權

如前所述，法庭報導享有特權保護。絕對特權的條件是「公正、準確、即時」。這意味著：

• 公正：報導不能偏頗，不能只呈現一方的觀點而忽視另一方。
• 準確：報導必須忠實反映法庭上發生的事情，不能斷章取義或添加未在法庭上陳述的內容。
• 即時：報導必須在合理時間內發布。一般來說，只要在案件審理期間或判決後不久發布，就符合「即時」的要求。

如果報導不完全符合這些條件，媒體仍可能享有相對特權，條件是報導的發布具有「善意」，且不超出合理範圍。原告可以透過證明「惡意」來擊破相對特權。

5.4 雷諾茲特權／負責任新聞抗辯

如前所述，雷諾茲特權保護涉及公共利益的報導，即使報導中有不實內容，只要媒體的報導行為符合「負責任新聞」的標準，就享有特權保護。這項抗辯在法庭報導以外的公共事務報導中尤為重要。

在評估媒體是否符合「負責任新聞」標準時，法院會考慮前述的十項因素。這些因素並非清單式的硬性要求，法院會綜合考慮所有因素，判斷媒體的整體行為是否「負責任」。

5.5 「惡意」對抗辯的影響

在各項抗辯理由中，「惡意」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第六章：當事人的法律救濟途徑

6.1 更正與道歉

在誹謗案件中，最常見的救濟方式是要求媒體發布更正和道歉聲明。更正是指媒體對報導中的不實內容進行修正；道歉是指媒體承認錯誤並向當事人表達歉意。在香港，媒體通常會在法庭命令或協商下發布更正和道歉聲明。

更正和道歉的好處是能夠在不對簿公堂的情況下解決爭議，且成本相對較低。然而，更正和道歉的效力有限——它無法完全消除已經造成的聲譽損害，搜尋引擎上的舊報導也可能仍然存在。

6.2 禁制令

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媒體移除或停止發布有關內容。禁制令是法院頒發的命令，違反禁制令可能構成藐視法庭，後果嚴重。

申請禁制令的門檻較高。在誹謗案件中，法院通常不願意在案件尚未審結前頒發禁制令，因為這可能構成對言論自由的事先限制。除非當事人能夠證明報導明顯構成誹謗，且媒體的抗辯理由明顯不成立，否則法院一般不傾向於頒發禁制令。

6.3 損害賠償

如果誹謗成立，當事人可以獲得損害賠償。損害賠償的目的是補償當事人因聲譽受損而遭受的損失。在香港，誹謗案件的賠償金額由法官或陪審團裁定，會考慮誹謗的嚴重性、報導的傳播範圍、媒體的行為等因素。

然而，訴訟成本高昂、時間漫長，且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即使勝訴，如果媒體的賠償能力有限，當事人可能也難以獲得實際的補償。

6.4 針對搜尋引擎的去索引化

在數位時代，刪除負面新聞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要求搜尋引擎（如Google）移除相關的搜尋結果。這被稱為「去索引化」。在歐洲，根據「被遺忘權」，個人有權要求搜尋引擎移除與其相關的過時或不準確的資訊。然而，香港目前並未確立「被遺忘權」。

在香港，要求搜尋引擎去索引化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根據該條例，個人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資料使用者（包括搜尋引擎）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料。如果搜尋結果中包含了不準確的個人資料，當事人可以要求搜尋引擎更正或刪除。

然而，這條途徑的適用範圍有限。搜尋引擎可能主張其只是提供連結，而非發布有關內容。此外，如果報導的內容是真實的，當事人就難以要求去索引化。

第七章：數位時代的特殊挑戰

7.1 網路檔案與「永遠的負面新聞」

在傳統媒體時代，一則負面新聞可能隨著報紙的丟棄或電視新聞的結束而淡出公眾視野。然而，在數位時代，新聞一旦上網，就可能被永久保存。即使媒體刪除了原始報導，網路上仍然可能存在備份、轉載、截圖或引用。這使得「刪除負面新聞」的任務變得異常艱巨。

網路檔案館（如Wayback Machine）會定期存檔網站內容，這意味著即使媒體刪除了報導，公眾仍然可以透過網路檔案館查看。此外，社交媒體上的分享、討論和截圖也可能使負面資訊在網路上長期流傳。

7.2 跨境管轄的複雜性

許多搜尋引擎和社交媒體平台的伺服器位於海外。這意味著，即使香港法院頒發了禁制令或判決，執行起來也可能面臨管轄權的挑戰。例如，如果一個美國的網站發布了誹謗性的內容，香港法院的判決是否能夠要求該網站刪除內容，取決於美國法院是否承認和執行香港的判決。

此外，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對言論自由和誹謗的法律標準不同。一個在香港被認定為誹謗的報導，在美國可能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這使得跨境誹謗案件變得異常複雜。

7.3 生成式AI對新聞刪除的影響

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慧（如大型語言模型）的興起，為負面新聞刪除帶來了新的挑戰。當使用者向AI助手提問時，AI可能根據其訓練數據中的新聞報導生成回答。即使媒體刪除了原始報導，AI的訓練數據中仍然可能包含有關內容，使得負面資訊透過AI的輸出繼續流傳。

此外，AI生成的內容可能包含錯誤或幻覺，這使得當事人更難以控制和刪除不實資訊。

第八章：常見問答

問：什麼是「實際惡意」原則？

答：「實際惡意」原則起源於196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該原則要求公職官員和公眾人物在提起誹謗訴訟時，必須證明媒體「明知虛假」或「罔顧真偽」地發布了不實陳述。這是一項比一般誹謗案件更高的舉證責任，目的是保護對公共事務的討論，避免媒體因害怕訴訟而自我審查。

問：香港是否採用「實際惡意」原則？

答：香港並未全盤採用美國的「實際惡意」原則。香港法院更傾向於使用「負責任新聞」抗辯（即雷諾茲特權）來判斷媒體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報導中是否享有特權保護。然而，「惡意」的證明在香港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因為它可以擊破媒體的相對特權和公允評論抗辯。

問：《法庭線》的法庭報導是否受到特權保護？

答：是的。只要《法庭線》的報導是對法庭程序的「公正、準確、即時」的報導，就享有絕對特權。這意味著即使報導中包含誹謗性內容，媒體也無需承擔法律責任。這項特權的目的是確保公眾能夠了解司法程序的進行。

問：如果《法庭線》的報導有錯誤，我可以要求刪除嗎？

答：如果報導有錯誤，你可以先以書面形式聯繫《法庭線》，指出錯誤並要求更正。媒體有責任更正不準確的報導。如果報導構成誹謗，且不享有特權保護，你可以透過法律途徑要求媒體更正、道歉或賠償。然而，「刪除」報導的請求通常較難實現，因為媒體對刪除持審慎態度，法院亦不傾向於頒發事先限制的禁制令。

問：搜尋引擎上的負面新聞可以刪除嗎？

答：你可以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搜尋引擎更正或刪除不準確的個人資料。然而，如果報導的內容是真實的，且涉及公共利益，要求去索引化就比較困難。香港目前沒有類似歐洲的「被遺忘權」。

問：什麼是「罔顧真偽」？

答：「罔顧真偽」是「實際惡意」的一種表現形式，指發布者雖然不知道陳述是虛假的，但對其真實性採取了「嚴重漠視」的態度。例如，記者有明顯的證據顯示陳述可能有誤，但仍然選擇發布，就可能構成「罔顧真偽」。

問：如果我覺得《法庭線》的報導對我不公平，我可以怎麼辦？

答：首先，你可以聯繫《法庭線》的編輯團隊，表達你的關切。媒體通常願意聽取當事人的意見，並在必要時發布更正或補充報導。如果你認為報導構成誹謗，你可以諮詢律師，評估你的法律選項。需要注意的是，法庭報導享有特權保護，除非你能證明報導不公正、不準確或媒體具有惡意，否則法律行動可能難以成功。

第九章：前瞻與總結

9.1 香港誹謗法的未來走向

香港的誹謗法正處於一個微妙的時期。一方面，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需要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數位時代的資訊傳播速度和廣度，使得名譽受損的風險和損害程度大大增加。

近年來，香港社會對「假新聞」和「網路欺凌」的關注日益增加。這可能促使立法者考慮修訂誹謗法，以更好地應對數位時代的挑戰。可能的發展方向包括：

• 引入「被遺忘權」或類似的機制，賦予個人更大的權利去要求刪除過時或不準確的資訊。
• 加強對網路平台的監管，要求平台對其內容承擔更大的責任。
• 簡化誹謗訴訟程序，降低當事人的訴訟成本。
• 進一步釐清「負責任新聞」抗辯的適用標準。

然而，任何修法都需要在言論自由和名譽保護之間取得平衡。過度傾向於保護名譽，可能造成「寒蟬效應」，抑制公共事務的討論；過度傾向於言論自由，則可能使個人面對網路暴力和不實資訊的侵害時求助無門。

9.2 媒體的責任與當事人的權利

在負面新聞刪除的爭議中，媒體和當事人往往處於對立面。然而，雙方的立場並非完全不可調和。媒體有責任確保其報導的準確性和公正性，當事人也有權利對不實報導提出異議。

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需要媒體勇於報導真相，也需要當事人有機會為自己辯護。媒體在發布報導時，特別是在涉及重大指控時，應盡量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機會。當事人在面對負面報導時，也應以理性和法治的方式處理，而非試圖透過不當手段施壓。

《法庭線》作為一家專注於法庭新聞的媒體，其報導的公共利益價值不容置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報導可以免除一切法律責任。在涉及私隱、不準確資訊或偏頗報導的情況下，當事人仍然有權利尋求法律救濟。

9.3 結語

「實際惡意」原則與媒體抗辯理由，構成了一幅複雜的法律圖景。在這幅圖景中，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兩種價值不斷地相互拉扯、相互平衡。對於當事人而言，了解這套法律邏輯，是有效維護自身權益的第一步。對於媒體而言，堅持負責任的新聞報導，是獲得法律保護的最佳途徑。對於社會而言，一個既保障言論自由又維護個人名譽的法律體系，是健康公共領域的基石。

在數位時代，負面新聞的「刪除」已經不僅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技術問題、倫理問題和社會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簡單的「刪除」，而是更負責任的新聞、更理性的公眾討論，以及更完善的法治環境。

作者簡介

陳志遠是香港執業律師，專注於媒體法、誹謗法和數位權利領域。他擁有香港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體法碩士學位。陳律師曾代表多家媒體機構和個人當事人處理誹謗訴訟及新聞刪除事宜，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法律框架有深入的認識。他亦在多份法律期刊上發表過關於數位時代名譽權保護的論文，並經常為新聞從業者提供法律培訓。